他曾两次被开除党籍, 与周总理多次争论, 总理厉喝: 给我滚出去
周恩来总理在人们心中，始终是温和儒雅的君子形象。他举止从容，谈吐优雅，凭借独特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广泛尊敬。但温和性格并不等同于没有原则，面对无理之人时，周总理也会展现出雷霆之怒。
1937年阎锡山设宴款待期间，一位不速之客在宴席上的言行彻底突破了他的底线。当此人肆无忌惮地发表不当言论时，周总理罕见地拍案而起，厉声喝道：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？给我滚出去！
这突如其来的怒火让在场众人震惊不已。这位让总理如此动怒的人物究竟是谁？他当时究竟说了什么？
在中共早期革命史上，有位陕西籍干部曾以多重身份活跃于历史舞台。他本名张金刃，字镜英，学名渊明，化名金邱，而最为人熟知的则是张慕陶这个名字。这位1902年出生于陕西旬邑的革命者，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聪慧，在私塾教育中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。1923年，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，这所孕育过众多革命志士的学校，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。
次年，共产党员魏野畴调任该校教务主任。这位具有深厚理论素养的革命者，在主持校务期间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，通过组织读书会、举办时事讲座等方式，在学生群体中播撒革命火种。在魏野畴的引导下，原本只知埋头苦读的张慕陶开始接触进步思想，其世界观发生根本性转变。他不仅主动要求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，更以实际行动力证明了自己的革命觉悟。
在组织培养下，张慕陶展现出卓越的群众工作能力。他牵头成立学生自治会，组织青年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，发起抵制日货运动，并在《陕西青年》杂志发表多篇抨击时政的文章。这些活动在关中地区产生广泛影响，使该刊物成为传播新文化运动思想的重要阵地。据当时档案记载，仅1924年冬季，由他领导的宣传队就在二十余个村镇开展过巡回演讲。
1925年成为张慕陶人生的关键节点。经组织严格考察，这位23岁的青年正式转为共产党员，并当选省立三中学生会主席。同年发生的驱逐军阀吴新田事件，更使其成为西安学生运动的标志性人物。当时，直系军阀吴新田部在陕西横征暴敛，甚至发生士兵枪杀学生的恶性事件。张慕陶迅速组织数千名学生包围省政府，通过绝食、集会等方式持续施压，最终迫使省议会通过驱逐吴新田的决议。这场斗争的胜利，与同期北京学生运动的规模相比也毫不逊色。
在随后发生的镇嵩军围城事件中，张慕陶展现出多面手才能。面对刘镇华部十万大军围困西安的危局，他白天组织青年学生参与修筑工事、运输物资，夜晚则秘密举办军事训练班。这个被称作"暑期干部学校"的机构，在三个月内培养出三百余名具备基本军事素养的骨干，为后续的守城战提供了重要人才储备。这段时期的革命实践，使张慕陶在党内迅速崛起。
1926年11月，冯玉祥率领国民军进入陕西，镇嵩军在多方压力下撤围西安。此时冯玉祥部队与苏联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，张慕陶经党组织推荐，出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政治处处长。这个职位让他有机会直接接触冯玉祥、杨虎城、李虎臣、吉鸿昌等西北军核心将领，频繁的往来交流不仅积累了宝贵的统战经验，却也埋下了政治隐患——这段经历后来成为他第二次被开除党籍的导火索，命运弄人啊。
1927年6月，蒋介石用重金拉拢冯玉祥，导致西北军开始清退共产党员。刚参加完"八七会议"的张慕陶，正准备在陕西发动武装暴动，却突然接到中央命令：作为陕西唯一代表，立即启程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。这次莫斯科之行让他成为党的历史上少有的、同时参与过八七会议和六大的领导人，但国内骤变的形势也打乱了他的革命部署。
1928年10月，张慕陶从苏联回国后转战地下战线。他先在顺直省委（今河北）担任书记，后调任长江局军事委员会总兵委书记。在武汉工作期间，他机械执行当时盛行的"立三路线"，试图在红军攻打武汉时发动城市总罢工，实现"会师武汉，饮马长江"的宏伟计划。但现实是残酷的：以当时薄弱的革命武装力量，根本无法支撑这样的战略构想。一次次冒进导致大批指战员牺牲，张慕陶本人也在武汉遭遇险情，靠跳窗逃脱国民党特务的抓捕。
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彻底改变了张慕陶的政治立场。他开始深刻反思"左"倾错误，在1930年9月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，他以亲身经历为证，严厉批判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。
1931年1月，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，党内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转折。此时的张慕陶对以王明为首的新领导集体持有强烈质疑，他在私下场合直言："那些人既没有国内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，又太过年轻缺乏历练，凭什么能担当领导重任？我们必须想办法改变这种局面。"历史证明张慕陶的判断极具前瞻性，但在当时特殊政治环境下，这种直言不讳的批评态度注定要付出代价。
由于王明背后有共产国际的强力支持，张慕陶的反对声音很快遭到压制。次月，他便被处以开除党籍的处分，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被清除出党组织。同年4月，张慕陶与陈原道、吴化之等一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党员在天津被捕，集体关押进监狱。
在铁窗之内，张慕陶继续在狱中开展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，与同被关押的同志展开激烈辩论。时任顺直省委组织部长的陈原道主动找张慕陶谈心，指出党内团结的重要性："斗争要讲究方式方法，无论观点如何分歧，都不能制造组织分裂。"经过多次深入交谈，张慕陶逐渐认识到个人斗争方式需要调整。
这段牢狱经历成为张慕陶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。1932年9月，经党组织多方营救，张慕陶与其他同志一道走出监狱。此时的中国正面临日寇步步紧逼的严峻局势，冯玉祥将军正与中共秘密接触，计划以察哈尔地区的张家口为基地，组建民众抗日同盟军。鉴于张慕陶与西北军的历史渊源，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决定委派他以特委书记身份，负责与冯玉祥、吉鸿昌等旧部建立联系。
重获自由的张慕陶迅速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。他凭借早年与西北军将领建立的信任关系，多次与冯玉祥深入探讨时局。1933年5月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，张慕陶被委以军委常委兼总政治部主任的重任。这个职位不仅体现了冯玉祥对他的信任，更反映出他在原西北军旧部中的巨大影响力。
在抗日同盟军期间，张慕陶展现出卓越的政治工作能力。他积极推动部队的思想建设，将中共的抗日主张与西北军的爱国传统相结合，有效提升了部队的凝聚力。特别是在发动民众、组织后勤保障等方面，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，为同盟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持。
1933年秋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解散后，张慕陶的政治生涯再次陷入低谷。此时王明掌控的中央已经对他失去耐心，派来的新任特派员一到任便推行激进政策。这位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不仅强行在同盟军残部中策动士兵哗变，还机械执行"左"倾路线，导致原本就风雨飘摇的抗日武装彻底瓦解。当国民党军队压境时，这位特派员竟将所有责任推到张慕陶身上，导致他第三次被开除党籍——这次打击对张慕陶而言尤为沉重。
心灰意冷的张慕陶开始思考新的出路。在辗转山西期间，他遇到了昔日的学生阎锡祺——阎锡山之弟。此时的阎锡山正推行"自保政策"，既不愿与日寇正面冲突，又担心失去对山西的控制。阎锡祺看中张慕陶在西北军中的影响力，将其引荐给兄长。1934年初，张慕陶正式出任阎锡山的高级参议，这个职位让他得以重新接触军事政治领域。
但张慕陶并未因此放弃革命理想。在山西期间，他多次公开批评红军的战略路线，认为"游击战无法建立稳固根据地"的言论在知识界引起争议。1935年，他更进一步，在太原秘密组建了"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"，试图通过另立中央的方式实现政治抱负。
这个自创的政党发表了《新的纲领与新的团结》等文章，主张建立"纯正的布尔什维克政权"。张慕陶在文中尖锐指出："现在的中央已经被机会主义把持，必须用革命手段进行彻底改造。"这些言论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产生一定影响，但终究因缺乏群众基础而难成气候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张慕陶在组建新党过程中，仍保持着与地下党的微妙联系，甚至暗中协助营救被捕同志。
1936年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，考虑到张慕陶在西北地区的影响力，派专人前往山西试图修复关系。据当时参与谈判的同志回忆，张慕陶对回归组织既不拒绝也不明确表态，这种暧昧态度反映出他内心的矛盾：既渴望回归革命队伍，又不愿彻底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。这种微妙的平衡在西安事变爆发后被彻底打破。
1936年12月12日，张学良、杨虎城发动兵谏。此时身在山西的张慕陶接到阎锡山指令，作为山西代表前往西安参与斡旋。12月20日抵达后，他立即展开密集活动：先与杨虎城彻夜长谈，分析时局；次日又约见赵寿山等西北军将领，力陈"处决蒋介石"的主张。
张慕陶的提议在西北军少壮派中引起强烈反响。这些青年军官大多经历过中原大战的失败，对蒋介石的怨恨极深。张慕陶抓住这种情绪，在多个场合宣传“处决蒋介石”的言论。他的言论与中共主张的和平解决方针形成尖锐对立，更与共产国际"释放蒋介石，推动抗日统一战线"的指示背道而驰。
张慕陶在路线问题上的反复摇摆，以及擅自组建新党的行为，确实触犯了党内政治纪律。尤其他这种公然挑战中央路线的行为，最终导致张慕陶被定性为"托派分子"。
当周恩来抵达这座古城协调西安事变善后事宜时，与张慕陶见了一面。在见到周恩来时张慕陶直截了当地提出："蒋介石必须处决，否则放虎归山后患无穷。"这种充满火药味的开场白，与周恩来温文尔雅的谈判风格形成鲜明对比。
面对张慕陶的激进主张，周恩来以沉稳的语调回应："和平解决才是根本出路，动用武力只会让百姓遭殃。"这场对话不仅折射出两种政治理念的碰撞，更暴露出张慕陶在战略眼光上的局限。
当意识到无法说服对方后，他突然转变话题，提出重新入党的要求。此时的周恩来考虑到张慕陶长期脱离组织且思想严重偏离正确路线，果断拒绝了这一请求。
历史的发展很快验证了中共中央的远见。若图一时之快处决蒋介石，很可能引发更大规模内战，反而让日本侵略者坐收渔利。这种战略格局的差异，暴露出张慕陶在政治判断上的短板。他始终未能理解，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是首要任务。这种认知局限，使他在后续的政治生涯中屡屡陷入困境。
1937年，当周恩来赴太原与阎锡山商谈合作抗日事宜时，张慕陶再次表现出不合时宜的态度。在正式会谈现场，他突然插话冷嘲热讽，质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。这种在关键时刻、关键场合公然挑战中共核心政策和破坏合作大局的言行，彻底激怒了向来以儒雅著称的周恩来，他猛地站起身来厉声喝道："你个托派分子，有什么资格评论党说这些，给我滚出去！"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斥责，张慕陶瞬间失去往日的咄咄逼人，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。
尽管存在诸多争议，但张慕陶的抗日热情不容否定。在太原期间，他曾积极奔走呼吁部队东进长治抗击日寇，然而响应者寥寥无几，仅有70余名士兵愿意追随。这种尴尬局面既反映出晋系军队的保守倾向，也暴露出张慕陶个人影响力的局限。此后他试图与八路军129师建立合作，却因政治立场分歧未能如愿。当太原沦陷的消息传来，他率领残余部队陷入绝境，补给线被日军切断的困境下，不得不投奔旧交高树勋。
得益于早年张慕陶将幼子过继给高树勋抚养建立的深厚情谊，这位西北军将领给予了充分接纳。虽然无法拨出正规部队，高树勋仍授予"河北民军第二路军"番号，鼓励其自主发展。
然而在战乱年代，这种杂牌部队的吸引力极其有限。张慕陶四处招兵买马却收效甚微，最终不得不重新回归高树勋麾下。
值得肯定的是，张慕陶在冀南期间曾发挥特殊作用。当时八路军冀南地委书记刘汉生正为根据地物资匮乏而焦头烂额，张慕陶凭借与西北军将领高树勋的深厚交情主动请缨。他多次往返于冀南与邯郸之间，利用旧部关系展开统战工作，最终说服高树勋拨出一批军用物资。这批包含现金、步枪、弹药在内的援助，经秘密渠道转运至敌后抗日根据地，为前线将士解决了燃眉之急。尽管这笔物资规模有限，但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，仍为巩固敌后战场提供了切实支持，成为张慕陶革命生涯中少有的亮点。
然而这种昙花一现的贡献，终究无法掩盖其整体政治选择的偏差。当张慕陶意识到在高树勋麾下难有作为时，选择重返山西试图开辟新天地。但命运在此转折点再次与他开玩笑：途经临汾时，这位曾被视为革命领袖的人物，竟遭到民族革命大学学生们的激烈声讨。年轻学子们不知从何处获悉他的过往经历，将他视为"革命叛徒"，群情激愤下将其关押。面对民众怒火，时任山西省主席的阎锡山虽有意袒护却不敢公然对抗民意，只得将张慕陶秘密转移至西安。
"必须走第三条道路！"恢复自由后的张慕陶向身边人反复强调。这个决心并非空穴来风——自脱离党组织后，他始终在寻找政治出路。在西安期间，他继续以独特方式参与抗日救亡：通过撰写文章、发表演讲，系统阐述马列主义理论与抗日反蒋主张。
张慕陶的倔强最终招致杀身之祸。1940年冬，蒋介石获悉相关情况后，立即向蒋鼎文发出密电："长安省政府蒋主席，旁密，查张慕陶前经手令拘押陕西略阳狱中在案，此人应即枪决，希照办具报为要。"这道冷酷的命令，终结了这位争议人物的生命。1941年1月5日，张慕陶被押解至南郑专员公署刑场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这位曾经的学生运动领袖依然保持着傲然姿态，拒绝向行刑者下跪。随着一声枪响，59岁的张慕陶结束了充满争议的一生。
张慕陶的结局令人扼腕叹息。这位曾引领学生运动的革命者，始终活在自己的政治理想中，将个人判断凌驾于组织纪律之上，最终倒在了自己固守的政治立场之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