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第一实干家: 文能治国, 武震契丹, 才胜苏轼, 不应被历史遗忘

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，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，请知悉。

前言：

在朝堂上，章衡面对宋仁宗提问西北边防该如何治理，只用了一句就震惊四座。

此时苏轼尚在考场外候考，而这位新科状元，已在殿前纵论军政。

他文能治水反腐，武能百步穿杨震辽主，才具不输苏轼，却成了被历史尘封的实干家。

宋仁宗庆历年间与西夏的战争虽暂告平息，但西北边境仍常年驻军数十万，军费消耗占国库收入的六成以上。

年轻的章衡敏锐地察觉到，单纯的军事对抗只会拖垮财政，他在殿试中提出的实边策略，包括充实边境粮仓、推广屯田、修缮城防。

这种思路在当时并不主流。

朝堂上，主战派仍主张犁庭扫穴，主和派则倾向岁币换和平，章衡的中间路线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

但他并未放弃，第三月便主动请缨出使辽国，实地考察边防虚实。

辽道宗耶律洪基对这位宋朝新科状元早有耳闻，设宴时特意设下武试环节，席间辽主指着百步外的靶心说，

听闻南朝士子只会挥毫，不知能否挽此强弓？

章衡放下酒杯，接过辽兵递来的铁胎弓，此弓拉力超过一石五斗，寻常武将也难拉开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似抱婴儿，三箭连发，箭箭穿透靶心红圈。

辽主席间的笑声顿时变得勉强起来，章衡趁机提议互观边防。

在辽国境内考察时，他看似随意地记录山川走向、关隘分布，归国后连夜绘制《燕云山川图》，建议趁辽军主力西调平叛之机，收复山后八州。

然而此时的宋仁宗已近晚年，朝中重臣多求稳怕乱。

宰相富弼认为边境初宁不宜轻动，章衡的奏折被束之高阁，而十余年后辽国平定内乱，宋朝再无收复良机。

章衡只得改任地方官，首站便到了真定府。

这里常年被洪灾困扰，历任官员要么筑堤堵截，要么听任水患蔓延，始终没能彻底解决问题。

章衡到任后，沿河岸徒步勘察三日，终于发现症结：河道中游因泥沙堆积形成卡口，使得水流阻滞不畅，他提出的束水攻沙之法。

施工时，有老河工质疑水势若太急，恐冲垮堤岸，章衡就让人在堤岸内侧加筑防冲棱体，既保证了流速，又保护堤基，百姓称之为章公堤。

治河功绩未让章衡止步。

调任澶州时，他遇上更棘手的难题，官盐专卖导致盐价飞涨，百姓被迫用野草熬盐充饥。

按宋朝制度，盐价由三司统一制定，地方官无权更改，章衡却在州衙门前贴出告示表示日起开放盐市，官仓盐平价发售。

这一举动震动朝野，三司使弹劾他擅改祖制，章衡在奏折中据理力争：

澶州现有二十万口，官盐每斤百文，百姓日食需盐五钱，而农户日收入不足三十文。

开放七日，已售盐五千斤，无人饿死；若再禁售，不出十日将有流民。

宋仁宗看后沉默良久，最终同意了他的做法。

除此之外，章衡也帮了苏轼不少忙，他们虽同科及第，却分属不同政治阵营。

章衡务实不喜空谈，苏轼则长于文辞，一度卷入新旧党争，但私下里，他们却相互敬重。

当年苏轼因西湖湖底淤积过深束手无策，便致信章衡求援，章衡当即调派驰援，还建议将淤泥堆筑成堤，把湖面分隔为二，这条长堤便是后来的苏堤。

然而苏堤落成后，碑文中竟未提及章衡的功绩，章衡对此类幕后功绩似乎毫不在意，他在地方任上政绩颇丰：

在扬州修复芍陂，使万亩农田得以灌溉；在成都改革茶法，通过降低茶价惠及百姓，只是这些举措仅在地方志中留有零星记录。

章衡的历史地位之所以被低估，与其处世风格直接相关。

北宋中期党争渐起，士大夫多依附王安石、司马光等权臣，章衡却始终保持独立立场。

他的实干作风也与当时的官场风气格格不入。

北宋重文轻武，士大夫大多以诗文见长，章衡却潜心研究工程、财政等实务，这在当时被视作功利之举。

更重要的是，章衡拒绝参与官场应酬。

他任礼部侍郎时，同僚们常聚在一起吟诗作赋，他却总以有公务为由推脱，转而研究各地的赋税账簿。

不合群的性格使得他在史书中的记载寥寥无几。

章衡的一生，恰如他主持修筑的堤坝，不事张扬，却能抵御洪流。

在北宋那个充满理想主义与党争的时代，他以务实精神在边防、水利、民生等领域留下了扎实的业绩。

与苏轼的文名远扬相比，章衡的功绩或许不够耀眼，却更贴近治国理政的本质。

历史不应只记住那些文采风流或权倾一时的人物，像章衡这样默默做事、造福百姓的官员，更值得被铭记。

参考资料：

《宋史・章衡传》（脱脱等撰，中华书局标点本）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（李焘撰，中华书局，2004 年）

《苏轼文集》（中华书局，1986 年）

《正定府志》（光绪年间修，河北人民出版社，1993 年）

《北宋边防策略研究》（王曾瑜著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7 年）

《宋代水利史研究》（魏天安著，河南大学出版社，2007 年）

《章衡与北宋中期政治》（《史学月刊》2005 年第 8 期）